因此，实施性立法从本质上讲并不会创设新的制度，不会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只是对既有制度或者权利义务关系的细化或者具体化，以试行和暂行为名的实施性立法不乏其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选举法〉试行细则》《河南省〈文物保护法〉实施办法（试行）》《云南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暂行办法》等。

自治和无限膨胀正是金融领域发生灾难，进而造成对社会个体巨大伤害的罪魁祸首。宪法成为系统间的结构耦合，为系统抑制自身崩溃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机制。

在这种分析思路下，行政机关基于群体性事件发生风险提早对金融犯罪进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体系不仅在反身机制(央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构建上仍显不足，更说明了经济领域宪治形成的前提-经济领域自治也并非充分。正如托依布纳所言：‘公共性的精确定义要求，作为限定社会诸部门的一种手段，公/私这个区分应当被解构。基于现代社会片段性和社会宪治碎片化的特点，通过司法过程展开，在实质化的庭审中对相关行为与行为人的具体情形做出判断，发现和识别社会宪治在具体案件中被违反的程度，特别是注重聆听来自辩方的意见，成为确定刑罚圈的有效方式。[2]参见[德]埃里克·希尔根多夫：《德国刑法学：从传统到现代》，江朔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页。金融领域刑事责任认定的困境突出反映了刑事法未能与社会复杂性共同演进。

四、社会理论对规范法学研究的意义：代结语 通过引入社会宪治与系统理论，我们从社会功能分化的视角，对刑法合宪性控制的思路进行了扩展。系统论从自创生角度解读了法学与法律的自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吊诡：我们试图通过外部理论解释内部规范，但是这种论证却意在说明社会系统分化条件下法律对外部逻辑的排斥效果。以前，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国家主权和主权在民的凝聚性。

依宪治国强调分权，尤其需要加强权力制衡的作用。因为没有这种关系，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以有新的后劲。现在的秩序是一个逆向逻辑，因为司法不能有效地调整社会系统的纠纷和矛盾，不能建立一套秩序。关于国际性的文章，我有从国际法视野下分析《马关条约》及其所体现的宪制思 想等。

这就是宪法中的形式与实质不符。[3]现在的维稳模式表现为一系列的警察公权力化，这是暂时的，不能持续发展的，因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是要逐渐通过司法层面来构建一套社会秩序。

中国靠自身的变革很难，有外部的刺激，才可以老树发新芽。当前，不只是立宪史，也包括当今的宪法和未来宪法的发展、变革，都处于中国和世界的大关系中。您认为针对官员腐败的诉讼，是否应由被侵犯利益的公民个人来提起行政诉讼呢？因为目前针对官员腐败，是由检察机关来提起刑事诉讼的。宪法中还有法律层面的这一 块，尤其是宪法司法这一块。

我认为，宪法总是要有创制过程这个阶段，宪法创制的原理、原因、机制，如制宪权问题、动力机制、宪法的形态，以及国家构成的不同形态，政体和国体等，这些都是我关注的问题，也都是宪法学中政治层面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对这些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因为这些人有行政职务，他们是利用行政职务来获取非法利益的。以前，地方政府看上去生龙活虎，但其实在法律上是处于违规状态的，因为自主性不够，没有办法追究责任。我认为中国的立宪史，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处于中西融汇和冲突过程中。

问：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我认为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考。近些年来， 您一直关注政治宪法学的研究和发展，那么，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2017年我国重新提出依宪治国的背景和意义何在。

实际上我国并没有完成现代化，仍处在逐步完善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实际上，党的权威性固然重要，但要将其转化成宪 法的权威性才是重中之中。

如德国、法国也是中央集权，行政官僚体制有效， 但也需要限制。这一点我在2016年《学海》上发表的文章《转型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一文中也表明同样的观点：面对社会和时代的需求，笔者认为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代国家的治理之道，把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放在一 个‘政道的层面上，而非仅仅在‘治术的器物层面上。1982年《宪 法》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这是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常态，也是基本的治国理政方式。其他的方式最终都要 在宪法中加以凝聚汇拢，通过宪法加以调整，转化为宪法的表现形式，这才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基本形式。但自主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以前这方面是不明确的。转载请注明：文章转载自高谈弘论微信公众号：gaotanhonglun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

政府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 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维护个人的权利与尊严，进而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依宪治国，要真正把《行政诉讼法》运用起来，这样才会逐渐释放经济社会的活力。

三是当前我国依法治国，要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大家要注意这样的误区：社会秩序就是社会没有矛盾。

不能用维稳、上访等方式来挤压本来可以缓解社会矛盾的途径。不能怕社会变革中的各种利益纠纷，关键是要让大家感受到有独立第三方可以公平解决纠纷。这里不是说不强调国家的大一统，而是将这样的理念隐藏在背后，因为我国已经走过这样的历史阶段了。这也正是宪法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历届领导人在重要讲话中都将依宪治国放在很高的地位的原因。

问：感谢您分享对依宪治国理念的独到见解。这也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

以后强调依宪治国要给社会更大的空间，给个人更多的权利。如何让地方具有生命力，就是要给它自主权，但是又要有所限制。

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基本权利保障问题。再多的纠纷、矛盾与社会是否有秩序没有直接的关系，有序的社会秩序并不意味着社会没有纠纷，没有社会纠纷， 并不表明社会有秩序。

遗憾的是，关于这 个中国宪制的发生学，笔者遍翻时下的中国宪法学，却很少看到有深刻而富有内容的检视，倒是一些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著述多有涉及。这是依宪治国的第一个层面。宪法正常运行后显然是需要宪法解释的，对此我并 不反对。在法学领域，您著述丰硕，代表作有《政治宪法学纲要》《寻找现代中国穿越法政与历史的对谈》《现代政制五论》《论相互承认的法权： ＜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等。

自晚清以来，对地方自治都有明确规定：晚清是行省制，民国有地方自治，现在是两岸四地。2004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的讲话中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正式提出了依宪治国的概念。

中国宪法的制 度和观念不是我国成长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而是从外部逐渐移植过来的，进而逐渐变成中国自身内部的东西。以前我们强调国家强大，国家凝聚力作为国家主权的最高体现，随着社会的变革，现在依宪治国更加倾向于保护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社会的发展， 国家与社会两分之后社会的发展。

为什么我们都在强调依宪治国，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领导人根据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对宪法中一些内容的取舍和强调权重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社会在变化，社会结构在变化，经济结构在变化，政治格局在变化，人民群众的诉求不一样，国际形势不一样，尤其是不同时期我国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不一样，那么表现方式自然也就不一样。现在我国宪法的结构与我国社会现实已经不是十分匹配了，宪法应该是社会的晴雨表，宪法与社会匹配，就是一个良好的宪法，就对社会有益。